美国优先：百年口号如何塑造美国政策与全球经济格局

美国优先的历史溯源

“美国优先”(America First)这一口号在美国政治史上源远流长，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。1891年，《纽约时报》首次提出“美国优先论”的思想，呼吁美国在对外事务中首重国家自身利益。一战期间，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公众演讲中强调美国应远离欧洲帝国主义冲突，主张中立，并正式将“美国优先”作为政府政策与大选口号。1916年，这一理念获得民主、共和两党的广泛响应，成为竞选乃至国家战略的核心。

进入20世纪20年代，“美国优先”逐渐与国内政策挂钩，反映了美国经济繁荣背景下的强烈本土主义情绪。19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，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将“美国优先”与反战、排外、反犹等元素结合，成为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。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美国优先委员会(“America First Committee”)反对美国介入海外战争，这一立场在林德伯格等社会名流推动下影响深远。

当代“美国优先”的复兴与变迁

新世纪以来，“美国优先”随着美国地缘和全球经济秩序的变革再度抬头。在特朗普执政期间，这一口号不仅成为总统重要竞选承诺，也是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。2025年，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正式签署《美国优先投资政策》（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，AFIP）备忘录，将“国家安全”作为核心诉求，全面调整美国的对外投资与合作战略。

AFIP明确区分了美国对待盟友和“外国对手”的态度：一方面，欢迎盟友投资美国本土以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；另一方面，对中俄等战略竞争对手加大审查与限制，重点防止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流失，同时限制美国资本反哺对手的尖端产业。中美投资、科技和产业链由此迎来新一轮深度调整。

“美国优先”对国内经济的影响

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，“美国优先”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产生了复杂影响。在全球化趋势与产业外移压力下，政策强调吸引制造业回流、保护本地企业利益，并利用关税、补贴和限制措施保护关键行业。短期内，美国部分制造业实现复苏，就业岗位出现回升。

但经济学界对这些政策长期效果意见分歧。多位经济学家警告，过度保护主义可能抑制整体经济增长、推高生活成本，削弱美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。2025年，特朗普政策下的“保护性”贸易壁垒引发市场波动，部分行业和消费者面临成本上升。全球投资结构受美国政策调整波及，不确定性令企业与资本市场情绪变得更为谨慎。

全球与区域层面的连锁反应

“美国优先”不仅改变了美国经济结构，更对全球投资、贸易与技术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AFIP实施后，中美两国的双向投资陷入新一轮限制周期。中美税收协定面临评估与可能暂停，增加了企业跨国经营的成本和不确定性。中国对美出口敏感行业受波及，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则因监管趋严而调整甚至撤离。

区域比较上，不同经济体对美国优先政策反应各异。欧盟、日本、韩国等传统盟友尽管面临一定的贸易争端与利益分歧，但依然被美国视为投资与合作的“优先伙伴”，在市场准入与监管审批中享有“绿色通道”。东南亚、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则在美中两强博弈中寻找平衡，积极争取作为“替代产能”的地位利用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转移机会。

对比历史，类似孤立主义曾经在美国振兴本土经济、抗衡外部威胁时产生巨大动能，如1920年代及战后初期，但这种政策也加剧了国际格局的分化与经济波动。目前的全球反应则更为复杂：除美中“双输”风险外，多国开始推动本土制造与自主研发，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。